三、行政诉讼适用调解的问题与对策首先，在行政诉讼调解中要正确处理好公民权利、公共利益保护，以及促进行政主体依法行政的关系。

[8]此外，一些基层法院处理行政纠纷，司法建议先行的做法也获得了广泛认可。与高度复杂的行政活动和利益交织的行政关系相比，上述裁判无论是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作出认定，还是对当事人起诉是否符合法定条件作出判断，都存在固有的局限性。

（三）纠纷预防型诚如学者所言：社会冲突是与现实统治秩序不相协调的，严重的社会冲突都危及着统治秩序或法律秩序的稳定。[15]上海、浙江等省市的法院更加青睐综合性司法建议即通过行政审判白皮书的发布，总结上一年度本地区行政案件的特点和规律，分析行政机关败诉的原因，提出规范行政执法的意见和建议。从此以后，在最高人民法院相继发布的行政诉讼司法解释和司法文件中，司法建议的地位更加突出。对开展司法建议工作突出的有关单位和个人，要给予表彰和奖励。从根本上来说，公开行政诉讼司法建议既是法院坚持审判公开的题中应有之意，也是行政审判事业积极融入社会治理进程的必然要求。

对于政府决策和行政管理活动中出现的共性问题，书面报送当地党委、人大和政府，为领导决策和改进工作提供参考。在这个过程中，程序的逐渐展开以获得具有既判力的决定为目标……[19]所谓获得具有既判力的决定指的就是判决的作出。…法律家也一再进行法律事实的研究，并且也运用社会学的方法，诸如统计调查，以及对机关、社团的咨询等。

什么是法治，法治包括哪些基本要素，法治的总的目标是什么，一个国家是否应该实行法治，实行法治的利弊得失如何，法治有哪些基本模式，各种法治模式有哪些基本特征，其各自有哪些长处、短处、优势、劣势，等等，这些问题是法治理论研究的问题，应通过法治理论研究探寻问题的答案。[24] 丹尼斯．罗依德著，张茂柏译：《法律的理念》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原序第4页。《法学方法论》的作者卡尔．拉伦茨指出，在立法准备工作上，法学有三方面的任务：其一，将待决之务当作法律问题清楚地显现出来，并且指出因此将产生的牵连情事。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科学不涉及终极关怀。

而在现今的法治社会，绝对的集权肯定是行不通的。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

这种观点受到另一些学者的反对。进入 姜明安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治对策研究 。要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要坚持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

关于服务与规制的关系，笔者认为，从理念和本质上讲，规制是手段，服务是目的，但从公共物品提供的方式上讲，规制与服务都是政府的职能。否则，我们就不可能找到实现我国行政管理模式和整个社会治理模式顺利转型，建设新型法治国家的道路。公法领域内的争论只是政治争论的延伸。我们每每在这一点上陷入严重的矛盾。

无法消除和无法限制的静与动，有着同样的破坏性。其三，法治是科学发展、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保障。

（二）人民如何有效监督政府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即我国各级人民政府，均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受人民代表大会监督。不纠正这些错误认识，不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探讨正确处理发展、改革、创新与法治关系的对策，法治将会一步一步架空，建设法治国家的任务将不可能实现。

而且，在坚持法治、推进法治的实践中，应坚持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的结合，既追求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又追求良法之治。[17]至于对策研究，学者们通常也不认可价值判断的意义。[12]这意味着，我国行政管理模式将由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25] 马克斯．韦伯著，冯克利译：《学术与政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4页。通过法治对策研究探寻解决法治实现途径，解决建设法治和发展法治的桥或船的问题。、[23] 本杰明．内森．卡多佐著，刘培峰等译：《法律的生长》，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22] 罗豪才 宋功德著：《软法亦法》，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因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是人和社会及人和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制度，而制度有客观的一面，也有主观和人为的一面。

正因为如此，对这个问题也就有相互讨论，相互切磋，并从相互讨论，相互切磋中获得相互启示的必要性。就直接监督而言，宪法和法律均规定了公民有对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批评、建议、控告、检举的权利，但是，这些权利的行使在实践中却有着种种困难和障碍。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绝对集权，绝对腐败[9]的历史规律的不可抗拒性，从而追求公权力的既相互合作又相互制约，特别是相互制约。[15] 马克斯．韦伯著，冯克利译：《学术与政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4页。

对策研究应在解决是什么和为什么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解决怎么办的问题。不过，有人更强调激情，认为激情应优于理性，有人则更强调理性，认为理性应优于激情。法律就像旅行者一样，天明还得出发。光讲法治而不解决如何建设法治和发展法治的问题，法治只能成为看起来很美的口号，而不可能转化成现实。

这四个争议点分别是：法治对策研究要不要进行价值判断。最后，它必须在技术上提供协助。

[22]因此，法学研究，法治研究，包括法治对策研究，绝不可仅从现行制定法出发，从硬法出发，而应更多地以法律的原理、原则为指导，探讨硬软法共治机制。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

法治对策研究应如何处理激情与理性的关系。（五）如何正确处理服务型政府与有限政府、法治政府的关系2004年，国务院在《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提出，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首要目标：[11]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更是直接提出了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和任务。

[27] 北大五教授上书指北大法学院沈岿、王锡锌、陈端洪、钱明星、姜明安等五位教授2009年12月7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和撤销国务院2001年6月13日发布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建议书，参见《行政法论丛》第12卷，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四）法治对策研究应如何处理激情与理性的关系？关于学者在科学研究中应如何处理激情与理性的关系，人们一般认为应二者兼备：激情与理性缺一不可。法治对策研究应如何平衡法的安定性、稳定性与改革、发展的变动性的关系。[6]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2011月2日《人民日报》。

他认为，新的时代将是一个‘综合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非此即彼让位于‘亦此亦彼。对于这些不同的公权力，在非法治的传统体制下，所强调的是一元化集中领导，即党领导一切，指挥一切，各种公权力均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分工合作，协调配合，反对公权力的分立和相互制约。

[11] 参见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8-9页。[19] 马丁．洛克林著，郑戈译：《公法与政治理论》，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8页。

三、法治对策研究的进路与方法[14]法治对策研究的进路与方法为何，在理论和实践上并没有标准答案，学者们见仁见智，各有各的认知与感悟。而在我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重大问题均由执政党决策，且党管干部，党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和直接指挥。